相反，如果允许公众力量介入到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监督，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就等于扩充了监督主体数量、壮大了监督力量，形成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良性治理机制。

这主要表现为对两种关系的把握，一是对申报主体隐私权的限制与保护，二是对违反申报义务主体的责任追究与权利救济。获取信息及与社会团体、公民互动原则是俄罗斯国家和自治地方服务的基本原则之一。

1.以行政级别为标准划定申报主体范围。我国通过若干党内法规来确立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摘要】 中俄两国都把在其他国家实践中证明有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本国反腐败斗争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但两国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历史文化环境，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模式，主要表现为调整财产申报的规范性文件属性不同、申报内容不同、申报信息公开程度不同、申报信息核查方式不同、责任追究方式不同、对申报主体权利救济的关注度不同。4.对公职人员权利的保护与救济机制尚未建立。关于批准在联邦国家机关和俄联邦各主体国家机关官方网站发布担任俄联邦国家职位的人、联邦国家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权债务信息及将上述信息提供给全俄公众媒体公开的程序的命令(561号)。

[6]从2015年开始，全国推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凡提必核，拟提拔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后备干部人选、转任重要岗位人选等都要重点抽查。在申报核查方面，都没有规定全面核查机制，而是分别采取了依申请核查和随机抽查、重点核查相结合的方式。通常对其适用一般行政法的不成文规则，当然行政法的管辖规则和有关裁量行使的规定对其也是适用的。

[53](2015)库民初字第200号。这种纯粹的事实行为比如打扫办公室、给炉子生火等等。[64]从耶利内克所举的单纯高权行政的例子来看，大部分属于后来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所提出的生存照顾(Daseinsvorsorge)或者今天所说的基础设施的范畴，[65]可以说，行政事实行为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对此，笔者认为，如果说这里的强制力是指法律效力，调解和行政指导缺乏法律效力的原因并非在于当事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否则就等于把法律效力局限于命令性行政行为。

但也有例外，在行政监督中，命令相对人提供其生产运营的记录情况，这一命令本身没有改变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为一事实行为。[5]在《现代行政法总论》一书中，他进一步区分了法效果与法效力：虽然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决定以外的其他行政行为时没有主观上的意思表示，但它们在客观上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也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只是‘法效果，并不具有行政行为那样的诸如存续力、执行力、构成要件效力等‘法效力，这类行政行为被称为行政事实行为。

其实，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法》第35条在给行政处理下定义时，就提到行政处理是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只不过一般学者往往只重视其中的对外发生，而忽视了直接。单纯代表它追求的是事实效果。金志华教授也认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非以设定、变更或消灭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行为。四、对几个理论和实务问题的澄清 联系我国的理论和实务，还有以下几个与行政事实行为有关的问题值得讨论。

比如市政工作人员决定修一堵墙，这个决定本身并不改变现实，现实是通过事实的修建行为被改变的。[15]所谓与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无关[16]是指事实行为不直接设定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既然调解和行政指导属于行政事实行为，那么将两者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就与新《行政诉讼法》扩大受案范围的趋势相矛盾。至于影响权利义务标准为何被法院所采用，笔者认为，这可能与法院混淆了起诉条件中的受案范围与权利保护必要性有关。

包括答复、鉴定、推荐、媒体声明。[103]在伊尔库公司诉无锡市工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归纳的裁判要旨认为，扣留、查封与行政处罚，是各自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

[22]相比于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一方面在客观上缺少表示行为，因为事实行为中的行为不在于表达意志，而在于改变现实(表示行为一般体现为口头或者书面，事实行为体现为动作)。这一规定似乎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中有些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

比如在朱百民与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高新区管委会、郑州高新区石佛办征收拆迁纠纷案[54]和宫文革与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高新区管委会、郑州高新区石佛办征收拆迁纠纷案[55]中。[15]薛刚凌：论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政法论坛》1993年第4期，第65页。[120]非行政处理的行政法上意思表示的上位概念是行政法上意思表示，后者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发出的意思表示，还包括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比如公民的纳税申报、行政程序中的申请、需要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理中的同意等等。法院一方面认为拆除行为属事实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但拆除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为行政事实行为，还需证据支持，并最终因为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否认了拆除房屋具有行政事实行为的性质。德国法主要以是否存在调整(即客观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和主观上是否直接产生法律效果)来作为区分行政处理和行政事实行为的标准，值得我们借鉴。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 一是有些标准本身可能不够准确，容易引发歧义。

[7]胡建淼、王银江也有类似看法，只不过将法律效力称为直接约束力。[50]比如行政行为许可甲建设建筑物，距离建筑物远远超过日照、通风等影响范围的乙提起诉讼，法院可以判断行政许可行为对乙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别占领区颁布《行政法院法》开始，整个行政法都围绕法律救济来展开。[75] 对于行政事实行为与非正式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两者是等同的，比如伊普森(J?rn Ipsen)就以非正式行政行为(nichtf?rmliches Verwaltungshandeln)来指称行政事实行为，所谓非正式行政行为是指根据公法被判定为行政主体的行为，但是并不采取法律规定、行政处理或者公法合同的形式。

其中的一个可能原因在于，在我国，行政事实行为并非一个法律概念，更多是一个学理概念。但是在目前我国受案范围已经扩展到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已经失去了意义。

[60]那为什么行政机关要采取单纯高权行政呢？耶利内克主要用效率原则来解释，人们借助于它们可以比国家权力的强制更快地实现目的。[116]我国行政法学接受准法律行为概念的目的主要是基于行政救济的考虑，因为这部分行为中一部分可以被诉，而另一部分不可以被诉。[38]在合浦县星岛湖乡政府因广西蓝天广告有限公司诉其行政处理及行政赔偿上诉案二审行政判决中，法院认为，拆除、变卖涉案广告牌属行政事实行为。[3]参见范扬：《行政法总论》，邹荣勘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从审查机关的角度来看，首先，抽象规范审查虽然是一种事后审查，但仍然脱离了案件和情境，无法体现系争规范的具体解释和实际适用情况，而就此种纯然抽象的审查而言，审查机关相较立法者并不具备明显的功能优势。即便是对于那些由国务院及其部委牵头起草的法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意见也完全能够在立法审议过程中表达出来。

从1951年成立到2017年底，联邦宪法法院66年来只受理了180件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做出了117件此种程序类型的裁判。[10] 《立法法》第45条第2款规定的需要解释法律的两种情形，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两种考量。

在此次修宪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在接受采访时已经表示，合宪性审查是一种真正的全覆盖，所有规范性文件都将纳入审查范围，其范围将扩大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作出的决定。[33] 在这个意义上，裁判宪法诉愿主要就成为对司法权的合宪性审查。

在上述两种程序之外，与规范审查相关的程序类型还有宪法诉愿。[13] 参见王理万：《立法官僚化——理解中国立法过程的新视角》，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125页。[24]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理论上，该程序并无提请期限限制，但实践中，往往是在法律公布施行之后立刻提起的。

在我国，从2000年制定《立法法》创设法规审查制度迄今，该法第90条第1款（2015年修订后第99条第1款）规定的五大机关主体从未提起过审查要求。就此，《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句已经指明，只有在普通法院的裁判取决于某一法律的有效性，而法官认为该法律违宪时，才能够提请审查。

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此项更名举措旨在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委员会更名后，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职责。第一个途径是合宪性解释优先，即要求普通法院法官首先对系争规范做合宪性解释，只有在根据公认的解释原则无法得出任何正当且与宪法相符的解释时，[25] 才能认为该规范违宪并提请具体规范审查。

[7] 201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次就备案审查工作情况向全国人常委会进行了报告，但该报告中列举的案例，实际上主要涉及合法性审查的问题。具体而言，有的是仅针对司法裁判。